京圈父母的成才梦,国际学校托不住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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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属分类:中国足协

他们曾对国际化学校满怀期待,却在贴身实践中落空希望,还好逃回了“体制内”。

撰写|Norah

采访|Norah、Nov.

2020年,国际教育经历一整年的水逆,犹豫与踌躇充斥着家长圈。娃已毕业的父母担忧跨国网课效果太差,毕业班学生则被疫情打乱申请节奏……

这些忧虑情绪向下传导,裹挟着摇号政策的不确定性,迫使一批就读国际学校的家庭重新审视自身。尤其在北京,重回公立体制内成为越来越多人的“退路”。

在南悦看来,伏笔早就埋好了,她于2015年时就觉察到异样。当年京城家长圈对一些“新贵”双语学校表现出狂热追捧:在刚开不久的A校,每次招生说明会都场场爆满,连南悦自己也去过三四场,最终将公校就读的儿子转入新校。

但高期待并未换来高回报。一年后,南悦对国际教育失望透顶,毅然将孩子转回公校。当初反对她这么做的家长,也在近两年纷纷做出同样抉择。

这群转轨家长曾对国际化学校满怀期待,却在贴身实践中落空希望,逃回“体制内”。

是父母们在实践中尝到公立教育的“真香定律“?还是国际化学校泡沫难掩其发展短板?

疑问背后不仅反映中产父母教育需求的复杂性,也将公立与民办、中式与西化的博弈和冲突搬上台面。

现实落差大

詹佳佳之所以把大儿子送进国际学校,是有点被逼无奈。

在公立初中就读时,儿子一直是老师眼中的“刺头”,她已数不清有多少次被请去学校谈话。最夸张的一回,孩子怂恿全班同学抵制背诵英语课文。“课文内容太简单幼稚了,有啥可背?”

被请家长后,执拗的儿子还是不肯认错,任课教师拿他没办法,只能消极放任。

“课上你就看看课外书,只要不砸场子,我们相安无事。”

詹佳佳对此感到苦恼,孩子不是差生,相反,初一时,孩子的雅思成绩就达到6.5分。但娃的跳脱行为总是被老师视作麻烦。

初一快结束时,儿子主动提出转学意向,双语教学的国际化学校成为首选。

在给孩子找学校这件事上,南悦和詹佳佳其实都做足了功课,经历好几轮考察才作出慎重选择。

南悦目标明确,“我们还是要去美国的”。她首先排除英式学校德威,后在参观顺义国际学校后,对那里的中文学习氛围产生怀疑,最终选择当时风头正劲的A校。

詹佳佳则在考察完学校后,默默在心里画出一张“三梯队”量表

  • 一梯队是ISB、德威、京西,及哈罗等历史悠久,并招收外籍子女的学校;

  • 二梯队则是乐成、世青、鼎石和耀中等势头正劲的后来者;

  • 三梯队则是汇佳、青苗、王府等其他双语学校。

综合自身实力、硬件及学费等因素,她最终选择了二梯队的B学校。

转校之后,刺头儿子变化明显,不仅不闹事,还开始乐于向身边同学学习:他们怎么那么厉害,一穿正装就能打辩论,架子鼓、篮球通通都行。詹佳佳也发现,国际学校的孩子就是不一样,从眼神就能看出来一股子自信。

她坦言,进入国际学校圈子后,优秀父母和孩子肉眼可见的变多了。

但这一蜜月期并不持久,转轨家长们却被现实落差打败,过程有快有慢。

南悦在第一次家长会就发现“有些不对”

在家长会之前,她对孩子到底在学校学些什么一无所知。为了了解情况,她趁家长会把所有学科老师单独约了个遍,也正是通过这次会面,她从教学体系上全盘否定了A校。

她对教学质量并无抱怨,但对教学目的和内容却无法认同。

MYP是IB体系的中学课程,其中包含6个考核维度,但南悦发现,A校这一课程体系开展得并不好,既没有优秀师资支持,也缺乏合理评估

每次作业考核都冠上“高帽子”:这次考察批判思维,下次评估创造性,再下次又是别的抽象词。但老师们对孩子是否真掌握这些能力,却缺乏洞见。

“作业打分就完事了,这到底让孩子学到啥?小孩明白这个作业打6分,另外一个打8分的区别吗?”尤其是在儿子擅长的理科课程上,A校也缺乏基础知识的教授与巩固,”连英式学校IGSE课程也比不上”。

还有看上去高大上的课堂汇报和圆桌讨论也流于表面。

“国际学校一开展项目制学习,或者孩子课堂上用PPT做演讲,一批家长就很激动,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。但海外学校用的什么师资、什么环境?国内很多学校只把模子给抠下来,精髓都没学到,结果肯定差。”

学年还未过半,南悦就开始给孩子联系转校。因为有京籍学区房,转回公立也很容易。

“鸡娃”更狠了

与南悦不同,在国际学校的前两年,詹佳佳和孩子还是挺适应的。

9、10年级,孩子仅在课外上两门课——萨克斯和羽毛球。课业负担没有公立学校重,每天三点就放学,詹佳佳对孩子表现也很满意。

与其他B校的佛系父母一样,他们坚信在新环境里,只要孩子努力,过程比结果重要。

直到逼近毕业年级,快乐孩子和佛系父母一同惊醒:升学难题像一座大山摆在眼前,只是从东边挪到了西边。

儿子在11年级正好经历从MYP课程(初中)向IBDP课程(高中)的过度,因为课程难度陡增,课业有些跟不上。

在了解完班上同学的学习情况后,詹佳佳震惊了:班上很多孩子从九年级就开始补课,六门科目每一科都配有家教,补课人数占比一半以上。

“儿子回家说,很多同学的作业都是跟家教一起做的,我们后来也咨询了几家补习机构,顾问很直白的说,他们有这种帮学生改作业的业务,问我们是否需要。”可怕的不仅是补习大军越来越多,而且越优秀的孩子学得越狠,项目也是高配备。

得知这些,詹佳佳有些愧疚,又有点后悔。

在公立学校时,孩子理科成绩不错,数学考试一直考满分,英文又好,转校后,课业内容完全在他的舒适区里,没想到在坑里躺太久,立马起身都有点来不及。

但在儿子的强烈要求下,詹佳佳还是加入了大部队。

在国际学校走这么一遭,转轨家长们心里起着微妙变化:刚脱离体制内时,父母们一开始并没把成绩放在第一位,更强调孩子努力,自然就有好成绩;但一段时间后,他们又意识到,不能没有要求。

“18岁之前,人就是要学习的。”

在转轨家长的焦虑背后,也隐藏着校方能力不足的一面。国际学校不仅没能缓解家长们对升学难题的担忧,有时还激化了问题本身。

詹佳佳儿子班上有不少英语能力强的孩子,却被一场SAT考试绊倒。考前紧张、心理压力导致发挥失常,甚至缺考。“那一届,大概10个人里就有2-3个这种情况。“

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,学校并未重视标化考试,相应的适应性训练也没能提供,家长们只好在课外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去弥补校内不足。

这也造成了另一种异象:焦虑的国际学校家长也开始占领京圈教育重地——海淀黄庄。

北京公校六小强中有四所都驻扎在此,加上高校聚集,这里的教育培训产业立马在全北京、甚至全中国脱颖而出。

除体制内孩子之外,A校学生和家长也是各家培训机构的常客。每天3点放学后,以及周末双休日,家长们四处游走,将孩子送上“主战场“。

据南悦介绍,家长们对A校教学质量并不满意,周一至周五只能放任让孩子在学校里“玩”,周五前把校内作业全写完,周末再重新将各科目在机构里学一遍。

“你去找北京任何一个留学语培机构,他要没有碰到过A校家长就奇怪了,黄庄遍地都是。孩子们不仅仅是补习数理化,连英文都补。

百万补习费

教培圈流传着“海淀家长抠门,顺义家长豪气”的评价,侧面反映着国际学校家长圈的实力和烦恼。

国际学校的学费已超过普通工薪阶层的负担范围。A校目前学费接近30万一年,中学住宿之后,费用涨至约近40万但这一费用仅是“起步价”。

在11年级加入补习大军后,詹佳佳也发现,整个家庭的教育支出直线攀升。儿子全年在外补习的费用已接近二十多万,抵得上B校一年学费。

按小时来算,中文教师一对一补课价格约600元/小时,外教则在1000元/小时以上。最密集的一段时间,儿子一天要在课外补4小时课,包括两小时化学和两小时生物,周末也是如此。

上课类型也有讲究,中文课程补短板,外教课程巩固优势。这还仅是学术部分,到了申请年级,还需要有体育、艺术和社会活动等其他培训项目,花费也因此水涨船高。

A校一位家长在今年向南悦抱怨,在进校第一年,女儿的教育支出就逼近百万元,这位父亲干脆让女儿转而申请美高。但不凑巧的是,因为疫情,孩子现在还被困于国内。

撒出去的不止票子,还有孩子们的时间。

每天詹佳佳儿子下课后,会在3:20到机构一直补课,放学回家都快要到晚上九点多。尤其是在11年级第一学期时,每天他都会学习到夜里大概1点。

老师向詹佳佳反映,好几次发现她儿子在上课时打瞌睡。听到这些,她内心也颇为煎熬。

大把的时间和金钱往外甩,让富裕中产家庭倍感压力,但压垮他们的还是校方的举动。

对校内提供的学术支持,詹佳佳心一直怀不满。儿子六门科目的均分至少在6分以上,加上115分的托福成绩,怎样都应在升学时设定一个高目标。但学校顾问却推荐美国一所排名七十六的学校,连名字都没听说过。

本来打算自行申请的詹佳佳,不得不在11年级下学期给孩子另外聘请规划老师。

“咱们换位思考,学校老师给的建议不仅让孩子丧气,任何一个中国家长都不可能接受。

越比较越想逃

孩子虽然没有抱怨,但转轨家长们心里关于熟优孰劣的天秤一直在剧烈抖动。

仅是补课这件事,国际学校就毫无性价比可言。

南悦曾跟儿子分析说,在公立就只用补习一门英语,在国际学校,还得在外面补数理化。南悦觉着,即便国际学校曾大力鼓吹的“全球公民和全人教育”的确很诱人,但“北京这些学校给不出他们承诺的东西。”

另一方面,孩子擅长的能力却在慢慢流失。

同样就读于B校,梁彼得告诉我们,她儿子的英文水平有所长进,但中文表达却越来越弱。

梁彼得家就住在海淀区,他们家也属于公立体系中条件特别好的家庭。但就是怀揣着对国际教育的向往,举家搬到了B校所在的另一个区。

刚进校的二三四年级时,孩子的语文成绩还不错,但到六七年级接触更多有文学内涵的作品时,孩子兴趣立马丧失,最后连中文书也不读了。

现在他的口语表达非常简单,更深一层的中文认知要比公立学校的同龄人差不少。”这也导致梁彼得逃离。

北京独立式国际化学校也的确存在短板。

从发展脉络上来看,北京教育资源更倾向公立校,即便是国际教育,也是公立国际部起步更早,占尽先机。而独立的国际化学校因为民办属性,多少带着资本运作的痕迹。在外教师资、招收生源上,也缺乏号召力。

此外,国际化学校的教学体系本就并非适合所有人。

以IB课程体系为例,这是一套对照着外交官、外派人员子女设计的定制化教育,更适合培养文科人才,而对理工科专业则并不友好。在理论基础上,国际学校的孩子就是难以竞争得过公校学生。

中国人的特质和优点就在于很扎实很勤奋,很努力,国际学校恰恰把这些优点忽略掉了。”梁彼得说。

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根植在学校由谁管理这一问题上。

“整个管理层全都是洋面孔,他们认为孩子能够选择自己想去的学校,这是第一位的,因此把美国前100的学校作为目标也无可厚非。但咱们中国家长能接受孩子去五十名开外的学校吗?整个高中就花费上百万了。”一位B校家长评论道。

但国际化学校也不像转轨家长们口中说的那么差。至少在几年前,还是吸引了一批像南悦、詹佳佳和梁彼得这样的优质家庭和生源。

他们开始组成一个不错的内循环,只要学校能保持住吸引力,出产更多优秀学生,还是有机会形成优势效应。

不凑巧的是,一批家长们正在车上犹豫,疫情却浇上一盆冷水,让幻灭感来得更猛。

正在公立学校如火如荼开展“停课不停学”时,国际学校却因为教师无法到岗、跨时差上网课、网课质量奇差等问题而自断经脉。

梁彼得对B校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极为不满。不止是网课效果奇差,孩子作息时间还要根身在海外的外教同步。最终压垮整个家长圈的,还是校方的傲慢态度。

百位家长联名给学校写信,要求提高教学质量,但校方却反馈怠慢。

成长于公立体系的父母们亲身经历了它的缺点,指望一种新体系能提供Pro版教育,不以分数论英雄。但在国际学校实践有教无类过程中,孩子个性的确成长了,但另一些问题却没有给出解答。

在大多数转轨家长看来,这些问题是重要且致命的。

转回公立

到底有多少家庭选择转回体制内?对此并无权威统计。但据南悦了解,除开非京籍家庭,A校一个年级里至少有1/3家庭考虑转回体制内

学籍是一件大事,不少转轨家长也受困于此。当年因为A校品牌宣传做到太好,许多家长因此放弃原来所在区的学籍,这给再次转轨增添阻碍。

如果父母已将孩子学籍从海淀转至顺义区,再想从国际学校里转出,就只能在顺义区寻找合适的公校,但这显然不是幻灭父母想要的解决方案。

做出回流体制内的决定后,转到哪里也成为部分家庭的困扰。

在经历过大儿子的成长史后,詹佳佳和丈夫达成共识:一定要送小儿子去一所平平无奇的公立学校,让他既能快乐,又能受到扎扎实的基础教育

因为保留本区学籍,南悦的孩子还是回到了本地重点学校,日子终究还是归于平静和往常。反倒是家长们自己无法快速反应。

圈子不一样了。以前在国际学校有许多家长群,每周学校还会组织家长课堂,学习烹饪、编织和日语,有专长的家长义务开课,对内部成员完全免费。学校健身房、游泳池、和图书馆也对家长开放,只要揣着家长卡就能一刷而入。

回到公校后,学校大铁门总是紧闭着,老师在家长群中还命令规定:8点后不许发任何信息。

孩子们补课情况依旧很厉害。詹佳佳小儿子刚上一年级,就读的公校最近正在做课外生活展示,每个小朋友把自己的“多彩生活”剪辑成5分钟视频。

“基本就是补课生活,有学英文的,还有学芭蕾,好像是一种常态。”

她仍旧面临“被叫去学校”困扰。小儿子上周天收拾书包时,还要求詹佳佳给她在记事本上写三行字:不追跑打闹,认真听讲,不抱小朋友。

“他其实特别友爱,喜欢和同学拥抱,但这一行为不被老师允许。”每天回家,孩子都会掰着指头跟妈妈数数:今天被表扬了三次,被批评了七次。如果某一天数字倒过来,孩子就会特别开心。

而对国际教育,转轨家长们并没有死心,相反,有些人目标变得更为坚定。

B校就曾发生过一件事让詹佳佳们表示震惊。有位颇有决断的家长让孩子快要升入11年级时,降级转学至西城区一所公立学校国际部,而这孩子恰恰是位学霸,SAT考出1560的高分。

“因为孩子只想报一所学校——约翰·霍普金斯。”

这也让詹佳佳开始重新评估公立学校国际部。如果再让她做选择,她可能首选美高,第二选择国际部,而不会是国际学校。

“以前看不上,觉得国际部不伦不类,是夹缝式的产物,高中还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课。但不得不承认,这里的学生还是能出成绩的。优秀毕业生多了,海外高校也能认出这些学校的名字来。”

对南悦而言,送孩子去美国读本科还是在规划之中,只是下一步是去公立普高,还是走国际部,她还没拿定主意。“等明年三四月,我再带孩子去学校开放日,让他自己判断。”

在经历从公立转国际,又回流公立学校后,转轨父母们对教育又有了不同感受。

离开的家长们或许是因为贪心,既想要孩子个性发展,又要在学术能力上兼得;又或许是无奈,不想让孩子因为错误的选择而耽误成才的最好年级。

但仍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们:“水土不服”背后,父母们到底希望孩子内核里成为哪种人?

“我们就希望他回去接受感受公立学校的大环境。这里能看到很多同龄人,大家都在努力学习,有好学生,也有差学生,几百个人PK。”梁彼得说。

像国际学校这样的小环境,父母不可能给他提供一辈子。他在这种氛围里,也很难知道真实社会是什么样子,像一个温室,单纯舒适,但并不真实。

(受采访者要求,文中南悦、詹佳佳、梁彼得均为化名)

图片来源:pixabay、unsplash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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